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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从城市到田野

发表时间:2019-06-12

  1832年,维克多·雨果面对着巴黎不断被拆除的古建筑废墟,愤而向文物的破坏者宣战:“所有有价值的都属于未来。我们有把过去留给未来的义务。”1999年,当冯骥才在法国读到雨果这篇激情澎湃的文章时,听见的却是天津估衣街被拆的消息。

  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国内发生了许多让人难以忘怀的事:澳门回归、互联网大潮涌起、女足夺得世界杯亚军……对冯骥才个人而言,这一年也有着特殊的意义。他的代表作之一、后来达到数百万销量又获鲁迅文学奖的《俗世奇人》在这一年出版,他还当选了中国小说学会的会长。也是在世纪之末的几年,他开始了另一个转变,纵入文化遗产保护的“漩涡”,而且似乎再不能脱身而出。从城市到田野,从民协到政协,他一多半的时间和精力都转到了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域。

  从1990年到2000年,可以说是冯骥才从文学向文化转型、迁徙的十年,是他从作家、画家的身份向自己第三个身份——文化遗产保护者转变的十年。

  20世纪90年代初,冯骥才回到了表达自我的绘画领域。他的画展从天津到济南,再到上海、宁波、重庆,最后回到中国美术馆。从北到南,每一个画展都反响不凡。也正是在办画展的这两年里,冯骥才接触到了隐匿于名山大川之间的众多文物古迹,同时认识了在改革浪潮席卷下被忽视的那部分文化现实。

  在山东东平县“一线天”雕满摩崖造像的巨石上,几个孩子举着锤子高喊:“十块钱给你凿下一个佛头。”罕见的唐代以前的摩崖石雕就这样毁于无知,这场景深深地刺痛了冯骥才。当时全国有很多类似的事情,他无法装作视而不见。这也促成了他角色的转变,转身投入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事业中。

  所谓文化遗产,也是一个从国外引进的概念。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欧洲正处于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时期。而法国在“大革命”期间,各地对文物、古建筑的损毁现象越来越普遍,这让梅里美、雨果等有识之士痛心不已。借助作家的社会声望,他们开始呼吁对历史遗迹进行保护,并提出人类的遗产除了个人“私有的财产”之外,还有一种公共的“文化遗产”,它是前人创造的珍贵而必须继承的社会财富。

  几位伟大作家的持续发声终于起到了作用。1840年,法国第一部文化遗产保护法梅里美《历史性建筑法案》颁布,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文物保护方面的法律,也让法国成为最早开始进行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之一。1887年,法国又颁布了更为全面的《纪念物保护法》。此后数十年间,法国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明确了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与标准,并组建了专业人士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负责文化遗产的选定及保护工作。可以说,法国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遗产保护史上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内,法国民众树立起将文化遗产作为公共财富来看待的现代理念,雨果等人功不可没。

  冯骥才在《漩涡里: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一书中写道:“人生的路只有走过之后,回过头看,才会看清楚。”1990年,他从绘画领域转向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既是主动承担起一个知识分子的抗争责任,也是被动接过了时代向他压下来的重担。在一次上海画展之后,冯骥才和几位画家好友一同游历周庄,听说一栋精致的迷楼即将被出售拆毁,冯骥才不忍心,想着出售一幅自己得意的画以买下迷楼。虽然最后房主明白了房子的价值,不愿卖了,但总算还是保住了这栋小楼。这或许是他不知不觉中迈出的文化遗产保护道路上的“第一步”。在他的故乡宁波,得知贺知章的祠堂年久失修面临损毁的窘境后,他又卖画为宁波文联筹措二十万,重修了贺知章祠堂,让其得以保留……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些数字对于个人而言显得沉重,但这似乎是当时能采取的最有效办法。

  从一开始的偶然为之,到后来的主动参与,冯骥才对文化的自觉意识也是逐步产生的。冯骥才在《漩涡里》写道:“虽然文化可以看见,但文化的问题总是隐藏在生活里,文化的转变总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所以,开始时可能只是一种感觉和察觉。出于某种敏感而有所触动,还会情之所至地做出反应。可是如果它是一个新时代注定带来的,你就一定要思考了。只有思考才会产生自觉。”

  这种源自对文化的敏感和触动的自觉意识,让冯骥才在文学、绘画等方面的艺术造诣日渐通达,却又让他处处感受到文化所面临的危机。先于民众拥有文化自觉的人,冯骥才称之为文化先觉者,他们必须承载起传承文明、启迪民众的使命。

  历史和民众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往往是苛刻的。爱德华·W·萨义德曾经指责知识分子的逃避:“所谓逃避就是转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关于当代知识分子,冯骥才曾经也直言: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缺席了”。或许应该将这句话当作冯骥才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期望与呼吁。在文化反思和自我批评中,他勾画出自己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把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作为内在追求,出于文化自觉并以关切和热爱,践行着沉重的文化使命。

  1994年,冯骥才对文化遗产的概念已经逐步清晰了。此时城市改造的大潮涌来,天津疯传即将拆除老城区的消息,惊诧之余,他开始行动。倘若只谈“使命”“社会责任”,无非月露风云,不着边际;而拥有行动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冯骥才能够将对文化的一片赤诚落到实处。当1994年天津城市改造如“扫荡”般扫去天津老城的记忆时,冯骥才新布置好的“大树画馆”里,自发地聚集起一群想要留住老天津文化却又不知如何做起的“志愿者”。紧要关头,冯骥才立即做出决定:以照相的方式把城市的影像“抢”下来。

  四年过去了,卖画仍是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的最主要经济来源,原地踏步、捉襟见肘的窘境频频出现,于是这些由专家学者、学生等组成的志愿者们尽可能地“自掏腰包”。多年之后,人们才会记起这次无私的、颇具悲壮感的民间行动,它在文化遗产保护历史上的启蒙意义,让其过程和目标都显得如此重要。

  与此同时,冯骥才还做了一件大多数学者难以做到的事情。他是政协委员、文联主席、著名作家,凭借着这几重身份,冯骥才努力地说服政府部门支持这次行动,保留下城市的历史。最终,在几位有文化眼光的官员的帮助下,“鼓楼中心那一块城区和东门内大街原生态地保留下来,还有几个著名的建筑精华杨家大院、徐家大院、卞家大院和仓门口教堂等一些重要的历史建筑免遭拆除”。1995年,在冯骥才的呼吁下,南开区赶在天津城市改造开始之前修建起了老城博物馆。经过几个月走街串巷的奔忙,天津人似乎也开始在乎自己的老城了。这是冯骥才的第一次文化行动,这一行动的“成果和过程”让围聚在冯骥才身边一起战斗的人们振奋不已。

  在文化觉醒未上升到国家和民众的层面时,冯骥才担任起了这个先行者的角色,并将这个任务归于知识分子群体,“我认为知识分子的定义就是富有责任感的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就是负有责任感的文化人。这个责任感跟那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是分不开的”。

  一年后,冯骥才应央视之邀奔赴敦煌,朝圣一般写就《人类的敦煌》。如果说巴黎之行为他的理想找到了现实的依托,那敦煌之行就是为他打通了民族文化的血脉。他将敦煌称之为自己的“课堂”,而这堂课上,冯骥才真正承接了从刘半农、张大千、常书鸿等前辈的文化遗产保护传统。

  回望过去,冯骥才自称是“时代的幸运儿”,然而时代留给他的不尽是美好,另一半是痛心、愤怒以及失望。

  距离1999年估衣街倒塌的尘土已经飘散了二十年整,现在看来,这场令冯骥才回想起来依然痛苦的老城保护行动,仿佛一个标识、一个废墟中诞生的文化符号,印刻在每一个文化自觉或对历史有敬畏之心的人的心中。从想尽一切办法呼吁、沟通,到通过演讲、签售、公开采访等切实行动以为看见了曙光,再到被欺骗、被冷处理,估衣街的遭遇让冯骥才如坠冰川,切实体会到了此中的艰难以及文化现状的冷酷真实。保护行动以失败告终,老街没有了,但这不是结束。他的“老战友”向云驹所说:“冯骥才与他的志愿团队,让整个天津市从政府和政府官员到民众和各个阶层,都重新审视天津城史,确立起一个城市的文化个性所在和文明史观,知道一个城市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保护估衣街的初衷,也是其内在的启迪民众的目的,只不过唤醒它的代价过于高昂。

  在新世纪之初,冯骥才当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主席。带着“对民风民艺的情感与情怀”,他踏上了民间文化的了解和保护之路,继而将世人的目光引向了正在被遗忘的乡土。

  几经周转,由中国民协发起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式启动。没有经费,没有政府“立项”,仅凭着一帮人的一腔热血和对民间文化的热爱,这一庞大的工程竟然真的启动了。全国性的田野普查全面开始了,“大到古村落,小到香包”全都在此次普查之列。多年之后,冯骥才在《漩涡里》回忆起这段历史,仍旧会为自己的“大胆”而惊讶。

  发轫之时是理想化的,但如果没有这次看上去略显“鲁莽”的文化行动,或许今天就很难见到在河北蔚县精巧的剪纸艺术,也看不到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杨家埠等地曾名噪一时的年画工艺,又比如云南大理的纸马、闽西到赣南的万座土楼、福建建阳的古老印版……当然,卖画依旧是这个工程前期的主要经济支撑,经济状况在2004年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成立后才逐渐得以改善。

  费孝通说: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还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所以人在记忆力上不能不力求发展。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也得在社会的世代之间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在中华大地的田野中,有着构成我们民族共同经验的最质朴、最鲜活的民间文化。而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之下,原本靠个人记忆维系的民间文化在高速流转中迅速遗失。丢失掉民间文化的基石,丢失掉民族在农耕文化时代所创造的灿烂成果,无疑是巨大的灾难,而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文化不存在了,民族共同体必然面临危机,民族自信和复兴则更无从谈起。

  英国政治哲学家哈耶克认为,从长远的时间来看,通过形成公众舆论,当今知识分子的观点会对明日政治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冯骥才要做的,是要在这“社会的世代之间”维系民族的记忆,这仅凭个人之力是难以完成的。自1983年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以来,一年一度的政协会议就成为冯骥才为民间文化遗产争取关注和支持的战场。

  曙光出现在2006年。这一年,政府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逐渐明确,一个新的、国际化的名词出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倡导的“非遗”与民协所说的“民间文化遗产”在本质上讲是一样的,有政府力量的主导,冯骥才和民协的其他专家学者们自然踊跃投入其中。继而“古村落保护”、大地震后的“羌文化抢救”等浩大而繁复的工程得以实施。

  从城市记忆到田野调查,从天津一城到全国各地,这二十年的文化遗产保护历程总是悲欣交集。做超前于时代的事,总会让许多人不理解,甚至有巨大的阻力,其背后的辛酸可想而知。更何况冯骥才的工作不仅是保护性的,更是开创性的。向云驹这样评价冯骥才:“他推动了中国民间文化整体性抢救保护事业的开拓发展,尤其是对中国民间美术领域比较系统性的基础田野调查与文化抢救记录,都是填补空白式的文化贡献。”

  商品社会里,大众对民间文化缺乏价值认同,这给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带来了更多的阻力。有一个记者曾经问冯骥才:“你这不是精卫填海吗?”冯骥才回答:“精卫填不了海。但精卫是一种精神。”如果一个时代没有人为保留人类的艺术品抗争,那人类的文明将沦丧到一个何等可悲的地步。雨果在一百多年前的问题,放在今天仍然振聋发聩:在这文明高度发展的时代,从什么时候起竟然敢审问艺术的实用之处了呢?

  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向来是缓慢而易损的。城市化的轰鸣中,大批传统村庄的消失或许不可避免,但我们对承载过几千年中华文化的乡村缺少了些许温情与敬意。冯骥才愿意慢慢将自己的观念传递下去。他讲起某次到安徽徽州某个村庄考察的故事,当地的人想让他看一下他们村落的保护情况,走进村里,冯骥才忽然看到一根电线,房顶是灰色的,墙是白的,原本白色的电线被涂成了灰色。涂完后电线和房屋就协调了。他问,这个线是谁涂的?村民说,这不是您的观点吗?

  “文化遗产保护者跟作家的想法一样,最希望自己的想法能够被老百姓接受。”冯骥才这些年一直呼吁的文化观念,如一只蝴蝶扇动翅膀,最终引起气势如虹的大风,从庙堂之高吹至江湖之远,最后略过田野,飘进寻常百姓家。这是让一个文化遗产保护者最感欣慰的事。

  在“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系列里,冯骥才选用了“冰河”“凌汛”“激流中”“漩涡里”作为书名。四个书名如一条河的不同时节,这条河映衬着他的生命轨迹,时而冰封,时而澎湃。

  两千多年前,行走在中原大地上阅遍万里河山的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我想,在大江南北穿行多年、风来雨往的冯骥才,无疑是智者也是仁者。不知在多年的文化遗产保护生涯中遭受诸多磨难之后,他是否还有“智者之乐”,但民间文化无疑需要他的“仁者之寿”来守护。冯骥才说:“我现在还不算特别老,我也不知道未来还有多长。反正在生命的句号画上之前,我要让我的每一步、每一个字都端端正正。”聚光灯下,我们看到一个七十七岁的人,秉承着自孔子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朽精神传统,端正从容,不惑不忧,无所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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